对此，王文指出，建立能源金融体系的最终目标是要透过透明度高、具竞争力和监管有效的全球能源市场，共同维持能源市场稳定，而这样的体系和市场需要能源合作和完善能源治理原则等来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则认为，在宏观层面上，能源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合作领域，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事实。第一，“页岩革命”使美国在本世纪能源尤其是油气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对全球油气产业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也是全球油气资源富集地之一，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有利于我国布局未来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能源产业，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话语权。
 
    第二，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主要指向优势技术出口、资源获取、开拓战略纵深和强化国家安全等战略问题。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且进口渠道较为单一，而中国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还不够稳固。在此现状下，“一带一路”新增大量有效的陆路进口通道，对于资源获取的多样化十分重要。
 
    第三，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际金融紧密相连的，因此“一带一路”中的能源合作战略也和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油气贸易一直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因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量巨大，同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需要借助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来维持中东秩序的相对稳定。
 
    同时，王义桅强调，页岩气革命已经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油气生产大国，能源自给率大幅提高。对美国而言，中东石油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甚至未来美国从中东事务中完全抽身也不无可能。在这种变化及预期下，中东国家急需身为中东石油最大进口国的中国来接替美国。同时，中国也需要借助与中东国家日趋紧密的油气及其他领域的投资贸易合作，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综上所述，由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区域内国家出于彼此的能源互补性与维护地区安全的强烈需求，加强能源合作是必然选择。因此，未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立统一的能源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当然，亚洲能源金融体系的重组，不可能单方面完成。需要非亚洲区域的大国合作与协调，也需要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宪章等国际组织的支持。新兴国际需要有一个表达利益诉求平台，而发达国家需要保持在能源市场上的基本利益，国际市场则需要维持一个自由竞争的规则。这些复杂的悖论都是G20领导人需要讨论的触碰点，也是重新塑造国际能源新治理体系的重要契机。”电老虎电气设备专家研究发现，这个契机的最好载体是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倡议，最好时间点是2016年的G20峰会。（责任编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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